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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史记 | 《复多尔衮书》背后的历史风云
2019-03-15 18:17  作者:臧磊

        最近,南京博物院正展出晚明书法展,其中一件展品引起不少参观者的驻足,那就是史可法复多尔衮书。这件文物既是书法又是史料,透过纸背,更让我们看到了大变局之际各方人士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


  扬子晚报/扬眼记者  臧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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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复多尔衮书底稿,正在南博展出(局部)
  多尔衮寄来书信
 
  这既是一封回复多尔衮的书信,自然之前就有多尔衮的书信寄来。
 
  1644年五月,清军占领北京,进行了约半年时间的休整,待北方粗定,便迅疾起师,进攻南京的弘光政权。1645年(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五月,清豫亲王多铎兵围扬州,此时在围城中镇守的,正是南明督师史可法。清军在进攻前,往城里送上了清摄政王多尔衮的劝降书。这是史可法复书的历史背景。
 
  多尔衮的信是江南文士李雯所写。李雯以诗文名世,与陈子龙、宋徵舆并称“云间三子”。清兵入京时,李雯父亲殉难,李雯也因之困留京师,又饿且病,几欲死去。后来在清廷做官的曹秋岳发现了他,并将他推荐为清廷弘文院中书舍人。李雯也就留了下来,为多尔衮写了不少军机文字,最著名的就是这封劝降书。
 
  由殉难之子给故国督师写劝降书,如何着笔,落笔时心态如何,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在这封信中,多尔衮客气了一番后,直接搬出了春秋大义指出崇祯之仇未报,却先立了南明小王,这是不义之举,言下之意,南明朝廷是不合法的。又称清廷已击败闯王,为崇祯帝报了仇,清廷如今的江山是从闯王手中所得,并非取之于明朝。自己才是合法的政权。最后还以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为例,劝降史可法。
 
  这封书信是以多尔衮的口吻写的,义正言辞,文辞优美,在当时也算传布一时,视之为一篇奇文,这也为李雯赢得效劳“大清”的第一功。
 
  三峡大学教师、“明宫揭秘”系列三部曲作者胡丹说,我们今天读这封书信,自然已无时代的悲凉感,但大明降臣给大明忠臣讲春秋大义,也着实令人展卷唏嘘。而对捉刀致史可法书这件事,李雯多有愧悔之意。其在《甲申秋怀杂诗》中亦云:
 
  “十年尝泣玉,一日暗投珠。”
 
  次年秋,李雯扶柩南下回到松江,他给挚友写了一首诗,并附一封书信,其中有句云:“三年契阔,千秋变常,失身以来,不敢复通古人书札者,知大义之已绝于君子也。”满满的悔恨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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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图像
  史可法着人回信
 
  再说史可法。如何回信,不是件容易的事。敌国来信,称替大明君父报仇、责南京未报君仇而先自立云云,也不完全是蛮横之词,居高临下的讨伐之意尤其强烈。
 
  胡丹老师说,在此之前,史可法曾积极运作,希望能说服入关的清军,与明朝联合起来,追剿李自成残部,待大功告成,礼送清军出关,且报以重谢。这时,史可法听着城外敌军营中激越的角声,早已放弃了幻想。
 
  当时,史可法的幕僚有侯方域、何亮工、黄日芳、王纲以及欧阳斌元等人。这些人一起商量,拟好回信后,史可法认为口吻有些强硬,便亲笔做了增删,明显处有三个地方,并说:“不必角口。”既然他心里很清楚,当此重兵围城之际,口角之争毫无意义,唯有倾血一战而已。那为什么还要回书呢?古代不有斩使焚书明志之事吗?其实书生史可法的心态,还是有些微妙与犹豫的,他还抱着很大的侥幸心理,试图通过“义理”之争,劝说清朝退兵。
 
  他给多尔衮的回信,说了两个意思:对多尔衮率清军入关替大明报先帝之仇表示感谢,他更希望清朝不要试图借替邻居灭火而强抢入室,反客为主。这是此信论说的主要道理。
 
  当然,信中反复辩难,如说,“贵国昔在先朝”就受到我国的“封号”,如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可是,如果您若“乘我蒙难,弃好崇雠,规此幅员”,占我之廊庙,改朝代为“大清”,那恐怕就是“为德不卒”,“以义始而以利终”了!“贵国岂其然”———您怎能这么做呢?
 
  同时他也表明了宁死不降的决心。今读信中, 见“介胄之士,饮泣枕戈,忠义民兵,愿为国死”之语,想城破之后扬州三屠,阖城殉难,三百年以降,犹然唏嘘。
 
  也看懂了史可法这封信的落脚点,还是落在“愿为国死”这句话上,他早已放弃了与清军联合“剿贼”的幻想,亦深知清兵不是他一纸书信就可劝退的,而南明纷扰的政治形势也不是可与共守残缺之国的,事难为矣!但最终是他站在抵抗清兵的最前线,不死还能怎样?清兵不退,必以死殉国,而他果如信中所誓言的,将一腔忠臣之血献给了故国。史可法的真大义,直是要羞死那位江南才子李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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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多尔衮书的这份底稿后,还有清代藏书家杜煦所写的志,简要叙述了这份底稿流转过程。
 
  最后一战
 
  在20多年前,还是后金的清廷不会想到自己会有饮马长江的这一天。即便是1619年萨尔浒之战,后金以6万精兵击败号称20万的大明军队,他们的诉求也只是以“讲和”为名寻求更多的利益。然而,明神宗以降,几任皇帝的昏庸、魏忠贤等内监把持朝政、重赋税下的民乱等等,让大明政权日薄西山。到了崇祯皇帝,国势早已积重难返。而后金,却悄悄崛起,甚至几次绕过山海关,进攻北京。    后金、大明、闯王,三方角力。那是一场乱局。最终,闯王打入了北京,崇祯自缢。崇祯三子均未能逃出京城。藩王中尚存有神宗直系子孙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后三人身在广西、四川,离南京近的只有从河南逃来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侄儿路王朱常芳。南京方面想要立福王为监国,已经主政一方的史可法认为福王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合称“七不可”。但因马士英等发兵直接送福王至南京,他不得不妥协,“于是可法等迎王”。
 
  马士英有拥立之功,渐渐把持朝政,南明朝廷为之混乱。史可法亦受排挤,离开南京,督师扬州。一次,马士英将史可法士兵的薪水全扣了下来。当时有人劝说史可法以“清君侧”为名,将马士英杀掉,但史可法以大局为重,没有同意。
 
  即便君昏臣奸,外有强敌。史可法如履薄冰,但仍想着御敌还都。
 
  北方粗定,清军南来,兵临城下。多尔衮在劝降史可法无果后,便开始着力进攻。对于史可法的最后一战,史书有载,殊为可观:
 
  史可法只有亲兵约四千人坚守孤城。他向朝廷告急,但马世英反说他要邀功请赏,因此不予理睬;要各镇兵马增援,也得不到任何响应。
 
  在这样的乱局中,史可法渐渐明了,南明小朝廷已无可救药了。在给夫人信中,他写道:“法死矣。前与夫人有定约,当于泉下相候也。”又说:“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对时局,他看得如此清楚。他知道,南明要亡了。而他个人,在内外兼困中,更多的是空有一腔无奈。
 
  对于自己的死,史可法早有安排。他把副将军史德威找来,说:“我无子,你姓史,我也是,你就做我的儿子吧。我把你的名字列入家谱。”早前,史可法的妻子曾想为他娶一个小妾,好传宗接代。但史可法“太息曰:‘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
 
  史可法给妻子写了封信,说:“死葬我高皇帝陵侧。”
 
  清兵炮击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拔剑自刎,一名参将阻止他这么做,并强行将他拖抱着从小东门出逃。不料遇到敌兵,史可法求死之心愈烈,他大呼道:“我史督师也。”就这样,史可法被杀了。
 
  城破后,就是“扬州十日”,清兵大肆屠杀。史德威也未能在众多尸首中找到史可法的遗骸,最后,他只能在扬州城外梅花岭为其修了一座衣冠冢。
 
  史可法复多尔衮书,原藏清朝内阁册库,乾隆帝看到后,认为它并没有诋毁清朝的内容,只是表现了“可法之孤忠”,“仍明臣尊明之义”,许其流传。1777年六月,在《题为史可法御制书等事》的御档里,乾隆谕旨军机大臣,命其将乾隆亲自题诗的史可法画像以及史可法复多尔衮书等物装潢贮存好,置于扬州梅花岭史可法祠中。乾隆还说,“明臣尊明之义耳,予以为不必讳,亦不可讳……”上述御档内容,反映乾隆对史可法的评价与态度。而此次南博展出的则是这件书法的一份底稿,上面可清晰见到勾涂痕迹。
 
  史书记载,史可法出生时,其母梦见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文天祥,南宋末年民族英雄,从容赴义,死前对吏卒说:“吾事毕矣。”这是后世修史者对史可法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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